“任何产业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促使企业改善管理和技术的外在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对此分析，但是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程度和涉及的行业范围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已经演变为结构性矛盾，必须妥善加以化解，以免引发金融和财政危机，甚至全面的经济危机。

　　刘培林指出，对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传统的化解方法是在供应端做减法，比如采取“淘汰落后产能”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这些手段。除了在供应端着力外，还可以在需求端做加法。

　　工业生产滑坡印证产能过剩

　　记者：有学者指出，我们前面经历了1998-2001年、2003-2006年两轮产能过剩，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始于2009年。那么您认为，当下这一轮产能过剩主要体现在哪些行业?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新的特点?

　　刘培林：有一种说法是，这一轮产能过剩的特点是，涉及行业范围广，过剩的程度严重。今年以来经济增速滑坡，特别是工业生产滑坡，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个判断。

　　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有些产业处于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这正是优胜劣汰的外在压力。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时期，容易通过学习，从相对发达国家那里获得技术，产业追赶、基础设施追赶等的路径比较明确，所以，社会各类主体容易形成投资共识，在短期内同时大量投资于同类产业。这本身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后发国家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但是，这种特点的投资活动并不能保证恰好形成和特定条件下需求相吻合的产能，往往以一定程度的过剩为代价。不过，高速增长时期产能过剩涉及的行业不多，持续的时期也不长，或者通过产能淘汰或跨行业重组得以消化，或者通过市场自发力量或政府政策力量释放需求空间得以消化。

　　第三，预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凯恩斯所说的“气血冲动”，人们倾向于在高速增长时期形成“高增长将会持续下去”的盲目乐观预期，而在增长下滑时形成“增长速度会一直下滑”的过度悲观预期。这种预期机制最容易在高速追赶的发展阶段发生趋势性变化，高速增长趋势转折的时期，导致全面的产能过剩。发展阶段的这种转折性变化的机制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耐用消费品普及、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主要工业产品的国内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饱和。而一旦高速增长发生转折的趋势得到确认，那么之前过度乐观的社会预期可能急转直下，过度反应，使得投资意愿的降幅比经济基本面因素降幅更大，使过剩问题在短期内以更剧烈形式表现出来。

　　第四，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容易导致或者加剧产能过剩。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一轮产能过剩属于上述第三和第四条原因导致的，而前两轮产能过剩更多的则属于第二种情形下的短期或局部的过剩?

　　未来房地产不足以消化现有产能

　　记者：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产能过剩?

　　刘培林：过剩比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局面更好些。任何产业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促使企业改善管理和技术的外在压力。但是，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程度和涉及的行业范围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已经演变为结构性矛盾，必须妥善加以化解，以免引发金融和财政危机，甚至全面的经济危机。

　　记者：也有学者指出，随着每年2000万人口的进城，房地产市场可以消化钢铁、水泥和平板玻璃这三大暂时过剩的产能。对此您怎么看?

　　刘培林：分析产能过剩，还要谨慎区分需求的总空间和每年释放量之间的差异，前者更接近于一个存量的概念，后者则是一个流量的概念。看待现有产能是否过剩，既要分析一个时期，比如10年的需求总量，也要分析这些需求总量释放的合理节奏。合理的产业竞争生态是，把生产设备寿命周期考虑在内。大部分厂商生产设备寿命周期结束之时，正好也是需求总量释放完毕之时。如果需求释放完毕了，但大量厂商生产设备还在寿命周期的中期甚至早期，显然就是产能过剩。

　　根据我们的研究，未来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每年还会有一定规模的房地产投资，但是投资的峰值一两年内就会到来。因此，所说的这三个过剩行业的产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完全被未来需求的释放节奏所消化的。

　　记者：与以往两轮产能过剩相比，此次产能过剩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出现了战略性新兴行业比如风电设备行业的过剩，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避免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过剩?

　　刘培林：新能源发电设备市场容量取决于清洁能源的相对价格，而后者又取决于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的代价。倘若全球达成大力度的严格的减排协议，可能这类行业的产能就不过剩，甚至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当然，所谓战略性新兴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确也有短期内大量盲目投资的原因，尤其是政府鼓励和支持下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未来应该改进政府和私人部门互动机制，以有效而准确地识别有发展空间的产业。同时政府尽量减少通过各种手段对价格信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避免把促进产业发展作为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冲击的手段，让大量投资主体在竞争中形成分散的市场预期。这样，虽然也不能根除产能过剩，但历史经验表明，与政府主导之下企业步调一致的投资行动比较起来，产能过剩的程度要轻得多。

　　拉动中西部及农村需求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或预算

　　记者：对这一轮的产能过剩问题，应该怎么化解?主要是应从供应端入手，还是从需求端入手?为什么?

　　刘培林：要看情况。如果是全球范围内市场饱和，那就只能是生产端产能绝对淘汰。否则，就可以创造条件拓展需求空间。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市场饱和而低收入经济体市场尚未饱和的情况下，市场容量就有拓展的空间。

　　记者：以往的思路主要侧重从供应端入手，比如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那么这些政策在化解这一轮产能过剩中的空间还有很大?

　　刘培林：不排除这些手段的一定的有效性。不过要看到，在没有不计成本的补贴、企业内部没有交叉补贴的条件下，淘汰产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效益下降的财务压力。

　　记者：您曾提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路，即在需求端做加法，扩大市场容量。但是为什么国内消费一直刺激不起来，起不到应有的消纳市场容量的作用?

　　刘培林：我们在国内调研中发现，的确在中西部地区，在农村，仍然有提升消费的空间、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空间。但是这些需求空间还只是潜在的，能否成为有效的现实的需求，取决于能否有相应的可支配收入或可支配的预算。而解决可支配收入或可支配预算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暂且不讨论。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投资需求空间，是社会资本愿意进行投资的，但是现行的体制制约这些社会资本的自由进入。通过消除这些限制，应该有助于消化一些产能。

　　记者：您主张，化解当下的部分过剩产能，应将重点放在拓展非洲等地区这些低收入经济体的市场。为什么?

　　刘培林：中国的经验表明，低收入阶段上，在区位条件较好的部分地区通过发展一定的相对超前的基础设施，和资金及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初级加工制造业，可以成为增长极和经济起飞的引擎。这些措施不仅是缓解诸多供给瓶颈，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同时还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面因素。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工业产品投入，中国作为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能力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满足相应的需求。非洲地区的低收入经济体虽然对这些产品也有需求空间，但短时间内尚不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这就构成了中国制造业拓展市场容量的潜在空间。

　　当然，不能指望这个措施彻底消化现有国内产能。从长期来看，如果某一种工业品在低收入经济体的市场上都饱和的话，则产能必须绝对地加以淘汰。此外，在我国环境压力加大、且实施出口退税的政策背景下，这实际上等价于用本国的环境容量和税收去补贴低收入经济体，所以，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且在实施的同时必须积极提升产业水平。这两点是实施该政策时需要纳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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